歷盡滄桑育桃李
——憶張柱中先生
張守誠
一、張柱中先生1901年9月15日（農歷八月初三）出生于宿松縣佐壩鄉帥（讀夕）灣村的一個地主兼商業家庭，兄妹四人，先生排行老大。先生七歲入私塾讀書十年，十八歲到安慶一個英算補習學校補習，后進入安慶六邑中學，改名張國干。1923年考取上海同德醫學院，因家庭反對而放棄。1924年入京考取朝陽大學法律系（中國人民大學前身）。
當時朝陽大學是中國最好的法科大學，很受政府重視，學生畢業多入仕或從事法律工作（這可能是家庭要求先生考朝陽大學的原因）。但先生對法律專業并無興趣，他愛好的仍是幼年在私塾學習十年之久的國學，所以大學四年他時常抽空去學校附近的北京圖書館讀書，由此接觸到五四運動新思想，更新、豐富了他對國學的認知，為他后來從事文史教學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二、1928年張先生從北京朝陽大學畢業后回到宿松。經時任國民黨縣黨部委員的堂兄張國鍵（后在福建任縣長，1949年去臺灣）介紹加入國民黨，并被舉薦擔任宿松縣教育局長。先生性格內向，不擅交際，亦無意于仕途，同年11月便借故參加安慶高等文官考試，辭去教育局長一職，結束了他一生中唯一的半年官場生涯。
1929年，張先生應他的中學老師、安慶六邑中學校長陳我魯聘請到該校任國文教師，從此踏上教育之路。
三、1938年，宿松縣城被日軍占領，張先生隱居家鄉龍湖之濱。盡管是避難之時，他仍不忘傳道授業，就在一間茅屋里辦起了私塾。日軍撤走后，宿松大批青年失學，先生便和吳耀南、祝祖光、葉光亞等安慶教育界名流一起，于1939年春創辦了宿松六邑分校，后加上岳西縣而更名為七邑中學，校址設在宿松西鄉的入山居。開始只有兩個班，幾十個學生，后增加到三個班，二百多人。在這所遠離前線的鄉村學校里，師生抗日熱情十分高漲，他們組織抗日宣傳隊，表演文明戲（話劇）宣傳抗日思想。張先生親自編了話劇《愛與恨》，通過生動的人物形象和感人的戲劇情節向學生和群眾宣傳抗日救國的道理。
十年的教書育人讓先生在安慶教育界、學生和家長中樹立了很高的聲望。1940年春，宿松縣教育局欲將七邑中學（私立）合并到宿松中學，遭到七邑中學學生和家長的強烈反對。為化解學生和家長的反對，教育局便委任張先生擔任合并后的宿松中學校長，順利完成合并。
1940年6月12日，宿松中學遭到日寇轟炸。當時張先生正在教室授課，突然的空襲讓學生驚慌失措，先生鎮定地帶領學生趴在教室的一隅。那次轟炸的目標主要是宿松中學，學校破壞很大，先生授課的教室也被毀，所幸他們藏身的地方沒有被擊中，才保全了性命。但這次空襲給宿松縣造成重大人員傷亡。為了哀悼傷亡的學生和民眾，在宿松縣老廳舉行了公祭大會，聲討日寇罪行。先生撰寫挽聯一幅，表達哀傷和憤怒之情：
迕地自為良，悔當時己見弗克堅持，致令英才由我死
是日爾曷喪，倘同學共矢此仇必報，或能隱痛減吾生
（這幅挽聯現刻在宿松菱河公園的石碑上。）
先生身為校長，對學生的傷亡非常痛心，十分后悔當初沒能堅持己見，將學校留在縣城之外，以至有這樣的悲劇發生， “致令英才由我死”。他更希望學生能同仇敵愾，為死難同學報仇，這樣也許能“隱痛減吾生”。
為了躲避日軍再次轟炸，先生帶領師生將學校遷至宿松古畝山，后又遷至太湖縣姜家嶺、桐城縣黃甲鋪等地，顛沛流離，無日安穩，唯堅守學校不肯放棄，直至抗戰勝利。
張先生一生中，還曾在六邑中學、正陽關第九職業中學、池州師范、三臨中學、七邑中學、霍山師范、桐城二臨中、太湖師范、宿松師范、望江中學、安慶師范等校任教，有時是同時在幾所學校兼職，教授學生難以計數，可謂桃李滿天下。
四、1949年春，解放軍南進的炮聲越來越近。時任宿松中學教導主任的張先生和校長祝祖光及同仁，沒有聽信國民黨的宣傳解散學校和撤退，而是和全體師生一起于3月29日迎來了宿松的解放。為慶祝勞動人民的翻身解放，學校除堅持上課外，還組織學生唱《解放區的天》等革命歌曲，演出《白毛女》等現代戲。張先生還支持已任小學教師的大女兒在宿松“老廳”的舞臺上演出過《打漁殺家》。
1949年秋，張先生去蕪湖參加全省教育界思想改造學習。因先生才學淵博，思想開明進步，學習結束后被委任為望江中學校長，從此他開始了一個新時代的新生活。
先生的文史教學在安慶地區享有很高的聲譽。1954年他又調到安慶師范專教“高速班”的文史課。在安慶師范的四年中，他嘔心瀝血，毫無保留地將自己的知識傳授給這些未來的教師。鑒于教學出色，1956年他被評為教育系統和全省先進工作者，并出席了省里的授獎大會。
獲獎既給了他榮譽和欣慰，更激發了他的教學積極性，進入了教學生涯的黃金時代。1957年反右中，安慶地委五人小組對他曾參加過國民黨，擔任過學校分部委員的歷史，作了“不再按反動黨團骨干分子論，作為政治歷史問題處理”的正確決定。他感謝黨的寬大政策。1958年初春，他相應黨的號召，將身邊唯一的小女兒送到農村，當“祖國第一代有文化的農民”，并在全市的歡送大會上代表家長講話。
此后，由于左傾錯誤越來越嚴重，1958年4月他突然被冠以“歷史反革命”的罪名被開除公職，趕出校門。一生以教書養家糊口，突然斷了生路，連借用學校的家具也搬走了，真是家徒四壁，吿借無門。一介文弱書生，只有和老妻一道去街道的蘆蓆廠做工，勉強度日。三年困難時期，他貧病交加，全身浮腫，危在旦夕。后經一再向街道請求，回到老家。多虧老家的親戚和本家不顧受牽連接待了他，并想盡一切辦法為他調養身體，才救了他一命（這是他最后一次回故鄉）。
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中，他除了每天打掃街道和廁所的常規勞動外，還要不斷地接受批斗，掛牌游街，更有甚者是在他的住房門楣上掛著“歷史反革命”的牌子，還貼上照片，受盡凌辱。
“四人幫”倒臺后，先生很興奮，對自己的前途充滿了希望。不幸此時病魔纏上了他。由于家道清貧，他沒去過醫院治療，直到1978年4月1日去世，也不知道是什么病癥奪去了他的生命。
直到1979年，先生才得以平反。可憐，他沒等到這一天。
五、張先生從教一生，無論是當校長或是教導主任，從沒放棄過教授文史課。他治學嚴謹，一絲不茍；在講臺上從不翻教科書，侃侃而談，引人入勝，很多學生到老還能回憶起他上課時瀟灑神情。我省著名的劇作家陸洪非先生，在八十多歲高齡時，還能清楚地記得張先生在他的作文薄上的眉批，對“奢望”和“幻想”兩個詞的不同含義作了詳細的闡述，他深情地說：“張先生是我一生中最敬重的老師。”
張先生一生作風正派，嚴于律己，雖表情嚴肅，不茍言笑，卻心地善良。他多次將家鄉逃壯丁的青年帶到學校做工，視同自己的晚輩，教他們讀書識字，直到幫助成家立業。在他任校長期間，從不輕易處罰學生，總是諄諄善誘，教書育人。對家庭貧困的學生更是關懷備至，想盡一切辦法幫助他們完成學業。在望江中學時，有個叫胡保意的學生，父母雙亡，沒有任何生活來源，學校給了他甲等助學金，解決了學費和吃飯問題。每逢年節時，張先生還給他買衣服或請他到家中吃飯，直到他初中畢業考上蕪湖電校。
張先生熟讀國學典籍，知識淵博，教學經驗豐富，但他一直嚴格要求自己，每節課前都要認真備課。同時他還不斷學習，用新知識來充實自己。即使在被勞動管制和批斗期間，只要有空就偷偷摸摸地學習，從不放過對知識的追求。女兒怕他又“罪加一等”，只好不給他提供書報和紙張，他就利用撿來的香煙盒、孫兒們寫過的作業本或考試卷的反面來抄錄各種他認為有用的資料。每當受到家人的責備時，他總是說：“我相信總有一天知識會有用的。”可惜他沒等到這一天。
所幸的是，恢復高考后，先生的第三代第四代后人中，陸續有人考入北京大學、南京大學、浙江大學、武漢理工大學、合肥工業大學、北京郵電大學等名校，總算是“書香門第，后繼有人”了。聊以告慰先生在天之靈。
2019年9月29日
